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为例,它本质上是外科医生手臂的延伸,由医生在控制台操作。一旦发生机械臂误操作导致损伤,责任主体是操作医生、设备制造商,还是编写控制算法的软件工程师?这构成了“人机责任”的灰色地带。类似地,AI诊断系统通过分析海量医学影像数据给出建议,若其漏诊了罕见病症,责任在于过度依赖AI的医生,还是存在“算法黑箱”缺陷的AI开发者?现行法律框架中“谁行为,谁负责”的原则,在面对人机协同、算法决策时变得模糊不清。
电子病历和AI诊断的基石是数据。这里涉及两大伦理边界:一是隐私与安全。集中化的电子病历系统是数据宝库,也是黑客攻击的高价值目标,如何保障患者敏感信息不被泄露?二是算法偏见与公平性。AI模型的训练数据若未能充分涵盖所有人种、年龄、性别群体,其诊断建议可能对某些人群不准确甚至产生歧视,这违背了医疗公平的伦理准则。例如,有研究发现,某些基于特定人群数据训练的皮肤癌识别AI,对深色皮肤患者的诊断准确率显著较低。
面对挑战,全球正在探索新的路径。在技术上,推动“可解释AI”,让AI的决策过程更透明;建立手术机器人等设备的详细操作日志与“黑匣子”,便于事故回溯。在法律与伦理上,明确“人类主体”原则,即最终决策和责任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医务人员承担;同时建立技术供应商的追溯责任机制。医疗机构也需更新规程,要求医生理解AI工具的局限性,并对AI建议进行必要的专业复核。
总之,技术本身并非责任真空的借口。迎接智能医疗时代,我们需要的是技术、法律、伦理三者的协同进化:让技术更可靠透明,让法律界定更清晰合理,让伦理准则成为技术发展的内在罗盘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,牢牢守护医疗安全与生命尊严的底线。